我曾非常喜歡做刑事案件的辯點匯總，那是我剛用Alpha系統的時候。我還曾有過一個想法——找中大的師弟師妹一起把刑法里的所有罪名的相關辯點都進行歸納。

當時，聽到我這個想法，一位前輩對我說：“不必這么為難自己。”我笑了笑，沒有說話。

現在我變成了一個（稍微）不那么喜歡做辯點匯總的人。原因是，我越來越發現，刑事辯護是原則非常固定但方式極為多樣的領域。也就是說，無論如何做歸納，實際上都不可能窮盡辯點，因為新的案件每天都在產生，而每個新案件都有可能產生新的辯點，只要辯護律師用心去發現。

換句話說，“辯點指導案件”已經是辯點與案件的第二層關系了，而辯點與案件的第一層關系，是“案件產生辯點”。因此，如果我們過于專注于對先前的案件進行分析，有可能反而會限制自己的思維。因為同罪不同案，不同案肯定會存在“不同辯”。

所以，對一個新案件，最基礎的辯護步驟是先看該罪名有關的法律規定，然后會見/閱卷/取證，然后再寫初步辯護意見，然后再做檢索，再根據檢索的結果去完善辯護意見的內容。由于刑事案件必須要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即便是類案，參考意義也不一定非常大，畢竟客觀而寬泛地來說，A案與B案具有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不同的人物、類似的行為，三個“不同”，一個“類似”，基礎要素的“不同”還比“類似”多。

所以“就事論事”和“與法結合”這兩點就顯得尤為重要。

這并不能表明辯點匯總是無用的，只是對于某一類比較常見的案件而言，既存的辯點匯總文章及報告中的90%-96%的辯點很可能與律師自己手頭的案件沒有太大關聯性，從而無較大參考價值。

實際上，無論什么樣的辯點，都是從罪名和司法解釋中來的，也就是說，如果要對一個案件的辯點把握、全面，除了提出“求情類”的辯點之外，實際上只需要做三件事：

也就是大部分案件的辯護依然沒有脫離傳統的“三段論”模式。

有段時間，我比較喜歡看一本書叫《出罪機制保障論》，這本書的作者是儲陳城博士，后來他也組建了自己的團隊，他的團隊開始對刑法里的每個罪名都進行辯點歸納，我也時不時會看這些歸納。

但這就好像純粹看法律書籍一樣，只能在腦海里留下一個基本印象。考過司法考試的人都會有一個印象，就是光聽老師講或者看書，好像自己都明白了，但是做題有可能還是不會。所以，一般來說，每個要參加司法考試的人，正規的法考機構或者負責任的老師絕不會讓他/她不要做題，而是希望他/她多多做題，多總結歸納。

一般來說，做題的方式是：先看書，再做題，做完題對答案，然后再看書。由此可知，對于我們這些人文社科出身的人而言，無論是在校園里，還是出社會后繼續從事與自己的專業有關的職業，基本的邏輯和處事方式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這也非常容易理解。因為規律就是規律，如果不是大部分情況之下都能夠運轉順利或者經常性地符合從A到B的邏輯，是不可能成為規律的，因此，即便規律有局限，規律的“局限”也肯定會有“局限”。

也就是例外也許存在，但不會很多。因此刑事辯護要更重視裁判的共性和案件的個性，也即要更注重用手頭案件的“個性”去符合既往裁判的“共性”；至于論證手頭案件的個性與某個已判決案件的個性相同，則不一定有用（也不一定無用），所以工作要做，但也要謹慎預判，不能盲目樂觀。

因此，辯點匯總的最大局限是，除了不符合四要件之一（或更多）是導致具體案件出罪的“共性”之外，具體的辯點往往只是“個性”。

“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是一句至理名言，而辯護本身就是法律界最富有創造力的實踐活動，所以辯護必須從案件中來，到案件中去。

辯點匯總誠可貴，辯點挖掘價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