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加強著作權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保護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了在著作權維權案件中，權利人能夠舉證證明的律師費應當在確定賠償數額時單獨計算，對于打擊著作權侵權，進一步加強著作權保護具有重大意義。但對于如何確定律師費的賠償標準并未明確，司法實踐中對此也未有具體標準，導致法院判決的律師費金額相差巨大，許多著作權人的實際損失難以填平。因此，筆者試圖通過以下分析為司法實踐帶來一些有益的參考。
張冰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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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佳佳 實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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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見》出臺，明確著作權侵權案件律師費應當單獨支持，改變了以往律師費與經濟損失合并計算數額過低的情況現行《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侵犯著作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的，侵權人應當按照權利人的實際損失給予賠償，賠償數額還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此規定僅籠統說明賠償金額包括合理費用，但并未就合理費用的構成加以說明。2002年10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六條對上述規定予以細化，確定了“著作權法第四十八條第一款規定的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包括權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對侵權行為進行調查、取證的合理費用。人民法院根據當事人的訴訟請求和具體案情，可以將符合國家有關部門規定的律師費用計算在賠償范圍內。”此后，在相關著作權侵權案件中，法院均會在判決書明確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包含律師費），但對于賠償律師費的具體金額往往因為一起計算到合理費用中難以確定，即使在少量案件中單獨支持律師費，但相應金額、標準都不明確，結果自然也是相差巨大。在此情況下，著作權人的權利很難得到有效保護，相關損失也難以彌補，更加無法對侵權行為做出有效遏制。許多金額較小的著作權侵權案件中，甚至出現經濟損失及合理費用僅僅判賠幾百元的情形，根本無法滿足著作權人委托律師維權的成本。而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知識的獲取更加便捷，但各種著作權侵權行為也更加普遍，如果司法實踐還繼續維持舊有的思路，無疑會是對侵權行為的縱容。在此背景下，2020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加強著作權和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保護的意見》第七條規定：“權利人能夠舉證證明的合理維權費用，包括訴訟費用和律師費用等，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并在確定賠償數額時單獨計算。”這一規定明確了著作權維權案件中律師費應當單獨計算，從立法層面加強了著作權的保護，為著作權人的維權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分析律師費金額的考量因素，有利于明確律師費計算標準，加強著作權保護
雖然立法層面已經做出了單獨支持律師費的規定，但就個案而言，如何確定一個合理的標準將是相關著作權侵權案件的關鍵因素，筆者將通過以下幾個方面對其中涉及的因素逐一進行分析。關于律師行業的收費并無全國的統一性標準，以全國一線城市為例，《廣東省律師服務收費管理實施辦法》規定涉及財產的民事訴訟案件律師行業最低收費標準為1000元每件，《上海市律師服務收費管理實施辦法》與《北京市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的規定均為最低收費3000元。而結合律師費收費標準的相關規定，律師費金額若低于行業規定，則會涉嫌不正當競爭，可能會受到行業處分。因此，律師費的數額很大程度上受到行業收費標準的約束。律師費數額確定的另一個重要考慮因素就是案件情況的難易程度。實踐中，權利人發現侵權行為后，即委托律師全權代理，律師在接到權利人的委托后，要進行一系列繁雜的工作。首先是告知并協助權利人對侵權行為進行公證，再向侵權方發送告知函進行協商，在侵權方拒不承擔停止侵權并賠償損失的責任時，律師需要協助權利人以訴訟方式主張權益。訴訟過程中，被告往往也會委托律師代理，原告在缺乏訴訟專業技能、著作權法律知識的情況下，常常難以正確應對被告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抗辯，由此也可以體現著作權侵權案件原告委托律師的合理性。法院提倡權利人合理、理性維權，因此原告應當將協商解決作為維權的第一選擇，不鼓勵未經協商就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不僅提高了糾紛解決成本，也導致有限的司法資源被動地過早介入糾紛，不符合矛盾化解規律。故若原告未舉證證明其在起訴前曾與被告聯系，無法證明訴訟是其維權之必要手段，則律師費不應完全由被告負擔，被告僅負擔其中的合理開支部分。若原告證明在起訴前與被告聯系，則出具合理金額的律師費發票的案件，法院會對律師費予以支持，但僅限于合理范圍內。根據現有判例，律師費支持數額還受相關證據影響。若原告僅委托律師出庭，但未提交律師費發票，法院對于包含律師費的合理費用僅酌情予以支持，數額較低。以（2020）京73民終1630號案為例，法院認為原告雖未提交律師費發票，但考慮確有律師出庭訴訟，一審法院根據案件復雜程度及合理性、必要性原則酌情予以支持，判決包括公證費及律師費在內的合理費用500元。若委托律師出庭并輔之提交律師費發票，對律師費支持的數額即大幅提升。以（2018）粵03民終10834號案為例，原告提交了公證費發票4800元及系列案律師費發票10000元，最后法院判決被告賠償原告合理費用共計人民幣30000元。再以（2020）京民終 546 號判決為例，由于案情較為復雜，且原告提交了10萬元律師費發票予以佐證，一審法院判決被告承擔的律師費數額為10萬元，對律師費予以單獨支持，二審維持原判。由此可見，原告在向法院主張律師費時，應當提交律師費發票等證據予以佐證。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在過往的司法實踐中，法院對于律師費的判賠較為隨意，沒有明確標準，整體賠償標準較低，既未參照相關行業收費標準或慣例，也未考慮律師在一個案件所需付出的各種成本，致使著作權人的損失難以彌補，整體不利于現今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需求。因此，筆者建議在立法層面已經有明確規定單獨支持律師費的情況下，司法實踐中可以參照行業收費標準并綜合考慮案件的難易程度、專業度對于律師費賠償金額做出一個合理的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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